书摘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毫无意义的工作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日本和印度曾有过与西方相似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
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Perry，一译“佩里”，译注）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
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
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
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
改良主义。拒绝意味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
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D点”。
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1000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
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注44）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注46）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
除日本之外，新加坡、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息、斋戒、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其结果是在日本可能会偶然给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却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
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会随之消失。
在许多重要方面，它（指美国）的相对力量将加速下降。就其纯经济能力而言，美国的地位相对于日本、最终相对于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答案当然是：它们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
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在一国的能力中，经济增长及其他方面的增长通常呈S形曲线：起步缓慢然后急剧加速，接着是增长速度降低，再到停滞。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线发展，正如苏联的情形一样：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后迅速加速，最后到达谷底。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呈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
此外，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布尔所看到的始于1900年左右的衰落，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中欧洲部分的衰落。从1910年到1945年，欧洲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分裂，被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主导地位中的美国阶段开始了，而且1945年，美国短暂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几乎可以与1918年的同盟国相比。
第三，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
领土和人口。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即5250万平方英里的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中的大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
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达到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如香港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到21世纪初将下降到大约11％，2025年下降到10％。（
因此，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良好的教育。
经济产值。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明显下降。
当然，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将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
军事能力。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
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
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达到该顶峰100年之后，西方将可能控制世界版图的约24％（顶峰时曾达到49％），世界人口的10％（顶峰时为48％）和社会动员人口的15％—20％，世界经济产值的大约30％（顶峰时大概为70％），制造业产值的25%（顶峰时为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顶峰时为45％）。
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
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
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人就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4.2，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
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
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随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叶利钦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
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
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警告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
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希望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
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观，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
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复兴采取了肯定亚洲价值观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
与东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国复兴的同时，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大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宗教的兴起……
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
在俄罗斯，宗教复兴是“对认同的狂热渴望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只有东正教会能够提供，因为它是唯一未被破坏的与1000年前的俄罗斯相联系的纽带”。
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
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当韩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阶段，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职业分工，佛教就变得不再适用。“
到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30％，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
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数目由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5000万。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
鉴于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气，它在失去信徒方面显得首当其冲。在儒教国家，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可能具有与福音新教对于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对于韩国人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样的吸引力。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当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时，基督教也得到传播，“尤其在年轻人中”，可能有5000万中国人是基督徒。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西方教会也进入了东正教的苏联各共和国，与复兴的东正教会相竞争。在那里也和在中国一样，政府极力限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
20世纪，俄罗斯、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及其在中国的重大修改，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
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
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
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 在这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
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
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经济将于21世纪早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
20世纪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临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
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
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
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
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
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
另一位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里·希罗·迪斯苏基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复兴运动包括：重新确立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表现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量增多和国立学校课程的伊斯兰化），更多的人遵守伊斯兰教关于社会行为的法规（例如，妇女必须蒙面、禁酒），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体制僵化和腐朽的反应；都提倡回复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有吸引力。
基督教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与基督教改革不同。后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北欧；总的来说，它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复兴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0亿穆斯林当中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Muhhammadijah）的拥有600万名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聪明的各类年轻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数量”，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公务员。（
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
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21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
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
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
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中国大陆。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
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
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
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
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
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孤立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别。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欧亚东正教文明核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罗斯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又在俄罗斯人中点燃了关于俄罗斯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以下这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
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罗斯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均这样认为。
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罗斯不落后，那么俄罗斯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罗斯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观点的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
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
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从而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跟它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
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000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入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
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魇”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
土耳其重新倾向高加索和中亚，不仅是被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领袖的梦想所激发，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防止鼓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需要。
面对伊斯兰情绪的增长，土耳其统治者试图采纳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并接受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
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
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
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
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
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
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格鲁吉亚在1801年以前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罗斯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罗斯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
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讲俄语。20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31％。
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
中国政府把中国大陆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
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
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
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就被分隔在不同的国境内。
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
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记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
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位置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世俗社会。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给自己定位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及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实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
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对你开战。”
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
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
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
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座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
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
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它们。
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
许多韩国人将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潜在威胁。韩国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
结果，美国和韩国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都之间的“惊人差异”。
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
美国和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为“有条件的投降”，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
亚洲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
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
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
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的流入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
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
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
20世纪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
穆斯林社群，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
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便反映了这些担忧。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
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
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注3）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
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
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朝鲜。
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
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除了中国的霸权在历史上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
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邻居，包括韩国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
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
至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团结的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当选连任，而日本又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韩国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
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
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
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作好有效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欧洲各社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
在20世纪90年代，除中国和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
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
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
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
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原先是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发生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它们的利益。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会引起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
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可能疏远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龃龉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注1）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注2）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
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而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则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
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199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
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
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注
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结束，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
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
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
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样的反应？
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神而极大地增强。
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
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
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
20世纪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
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
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车臣地区是俄罗斯境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
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注30）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
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
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词，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20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
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
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希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
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
西方在其权力压倒穆斯林而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
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服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
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犹太人的现象一样。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
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
温和派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就被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群中。历史上，社群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
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
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数十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做顾问。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
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三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
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都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
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如实地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汤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
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
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
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注5）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
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
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注8）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
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
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库尔思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注11）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
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
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若是发生战争，它将会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大幅度减少。台湾和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
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
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
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
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
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
从信仰者的人数来看，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汤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
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没有构成佛教文明，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
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
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1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
11—13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儿而无重大的改变。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
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
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
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然而，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2.3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
正因为如此，1993年6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个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
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
他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叹盛世难再，而只敢承认西方已经衰落。
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祸”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
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露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意向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绝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
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
20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
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注32）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20世纪60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20世纪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观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说什么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是否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完全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
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
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所能得到的涵盖了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
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
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
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注16）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
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可能是唯一重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
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
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
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
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
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
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
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
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罗斯、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个人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大体上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度过自己一生”——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
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一再把个人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毫无意义的工作
打造一个闲暇的社会，每周只需上班20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这本来是可以轻松做到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悲惨的境况：我们将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的工作中。
小时甚至15个小时——这本来是可以轻松做到的，然而
在研究中，我发现把狗屁工作分成五个类别会很有帮助。这五大类别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巴勃罗的主要观点是，人们越来越依赖免费软件，软件行业的领薪岗位也越来越多地设置给了拼接工作。程序员下班后很乐意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发些程序，因为这些涉及核心技术的工作内容本身就令人满足，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没有动力去考虑自己开发的程序是否最终能和其他人开发的其他程序相兼容，那么这批程序员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就得花费更多时间去从事拼接工作（有偿），把这些本不兼容的程序拼接起来。
格雷伯在书里援引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流放期间提出的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的看法是，这些狗屁工作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27]，而是管理主义思想在各大机构实践的产物。
我有位熟悉的女性朋友，她自己压根儿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结果因为成了某位北约军官的私人助理，就写了大量战区军事行动战略计划（而且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她写的战略计划不会比任何北约将军写出来的差，她写的说不定还更好）。
纵观人类历史，大部分人似乎对下列两点持肯定态度：第一，偿还债务是构成人类道德的核心要素；第二，放债者皆为恶人。
这里暗含着一个假设：如果人类有机会做寄生虫，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事实上，几乎所有可获得的证据都显示出上述假设并不成立。
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来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学术圈都很熟悉的）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
因为成为奴隶，就意味着丧失个人的自由意志，成为他人的工具，哪怕只是一段有限的时间，这也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最为耻辱的事情了。[1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古代“拿工资干活”的案例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原本就是奴隶的那些人身上，比如，制陶奴隶跟他的奴隶主商定，去专门的制陶厂干活，拿回来工资后，一半分给主人，一半自己留着。[
对自己的工作拥有控制权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模式都是猛干一阵、放松一阵，交替着进行。（
当然，我们很快就吸取了教训：工作时效率不要太高。因为没人会因此奖励你，连生硬地点点头表示认可都不会有（说实话，我们当时需要的不过就是这么点儿认可）。如果太高效，你还会倒霉，因为空出来时间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做些毫无意义的假模假样的工作。我们很快发现，被迫做出假装工作的样子，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羞辱，因为根本不可能假装，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这不过就是纯粹的侮辱，就是老板想要施展他的权力而已，没有其他。
人是依赖社交的存在，如果失去了和他人经常接触的机会，就会开始萎缩，甚至肉体上也开始衰弱。人类之所以觉得自己是自主存在，是与世界和他人分离的独立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按照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而且，在狗屁工作中，人类执行虚幻行为的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可被视作人类行为中最高级且最特别的能力，这种能力以某种方式创造出了真正存在的虚假世界之后，就与它自身反目成仇了。
霍克希尔德发现，出于工作需要，空姐普遍会假扮并维持着活泼、共情、友善、亲和的面具人格。这种假扮耗费的精力如此之多，以至她们常常陷入空虚、消沉、窘迫和对自身本质的困惑中而无法自拔。
统治阶级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老百姓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那么就会埋下巨大的危险种子。（想想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就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靠近这个方向。）
事实上，我就没遇到过一个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企业律师。
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3]（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
许多情况下，狗屁工作从事的事情仅仅是没有意义而已，但是一旦发现你做的事情正在导致他人的灾难，那么除了毫无意义对你的侵蚀，你还将经历内疚和恐惧带来的心灵摧残。
把我的自由职业（写短篇小说和文章）作为消遣了，比之前做那些无趣乏味的狗屁工作时更容易进入状态了。 大卫：我们或许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哈里：没错，真有意思。 所以，
所以，身处狗屁工作，然后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并不容易。因为工作时间大都是在“枯燥乏味的办公环境”（用詹姆斯的话来讲）中度过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碎片化时间，哪怕回过头来发现其实有时也是一大段时间，但用这些时间去投入地做那些需要思考和创造力的事情则需要一个人足够足智多谋，并且具有坚定的决心。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狗屁工作的总体数量，乃至那些被从事者认定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在全部岗位中的占比，最近几年都在急速上升。同时，有用岗位也正在经历越发严重的狗屁化。换句话说，这本书讨论的不是职场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它关注的是当下切切实实的社会问题。
人们往往觉得，制造业占比的下降（顺便提一句，美国制造业占比并没有下降那么多，2010年时仅仅退回到和南北战争爆发时差不多的水平）不过是因为工厂都建到了国外，建在了那些贫困国家。
这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服务经济”本身怎么定义。我给“服务经济”打上引号是有原因的。当我们说某个国家的经济主要由服务业支撑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画面是这个国家的人主要靠互相递送冰拿铁、互相熨烫短裤来维持生计。显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从图4可以看到，哪怕是在1990年，由真正的“服务业”人员（餐厅服务员、理发师、售货员等）构成的劳动力占比都是很小的。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以来稳定得惊人，100多年都维持在20%左右。而之前被归到“服务业”的绝大部分人员其实是行政人员、顾问、办事员、会计、信息技术专业人士等。“服务业”中真正在增加的也正是这批人，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起，增速堪称惊人。
但是如果我们的调查靠得住，那么似乎很明显，大部分信息工作者确实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几乎不会对世界有任何影响。
2008年之前金融业被一种近乎神秘的气氛包围着，这种气氛现在已很难再次拥有。彼时，金融从业者成功说服了公众——其实不仅仅是公众，还有社会理论家（这一点我记忆犹新）。他们通过使用担保债务凭证和高速交易算法等复杂到只有天体物理学家才看得懂的金融工具，已经研究出了无中生有的赢利方法，他们就像现代版的炼金术士，采用的手段复杂到其他人压根儿不敢仔细看。于是崩盘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大部分金融工具都是骗局，许多工具甚至不太高明。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整个金融业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整个行业表面上是针对商贸和制造领域的潜在赢利机会进行的各种操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被涉及。金融业绝大部分的利润来自同政府合谋生产、交易和操纵各种各样的债务。在本书中，我真正想说的是，就和金融业充满了烟雾幻境和假象一样，伴随着金融业繁荣而兴起的信息岗位，大部分工作也不过是魔术师的骗局而已。
如果这一切是骗局，那么究竟是谁在骗谁？
回到狗屁工作这个议题，上述分析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人层面——为什么人们会从事并忍受毫无意义的工作？ 第二，社会和经济层面——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狗屁工作的激增？ 第三，文化和政治层面——经济制度的狗屁化为何未被视作社会问题？
结果医生大为震怒，告诉他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能力决定什么时候可以降低剂量，才可以决定怎样才算戒毒成功。原来，这个替代治疗戒毒服务能够拿到多少经费，是取决于在他们这里戒毒的人数的，所以他们压根儿没有任何动力去真的帮人戒掉毒瘾。
比如，巴以“和平进程”（如果现在还能被称作和平进程）之所以僵持了30年，有种说法就是巴以两国都已经建立起围绕这项进程的强大的机构组织群体。若是冲突真的结束了，这些组织和机构就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而海量致力于和平事务的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解散了，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依靠维持这个虚构场景——有这样一个“和平进程”确实在进行中——的联合国官员也可以下岗了。
总统先生到底说了什么？他承认了恺撒医疗集团或蓝十字蓝盾等医疗保险机构的几百万个岗位是没必要存在的。他甚至承认了社会主义化医保制度比现有的市场化医保制度更有效，因为前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工作，还可以避免数十家有竞争关系的私营医保公司精力的重复消耗。但他同时表示，正是为了保住这几百万个无用岗位，我们不能采用社会主义化医保制度。
所有迷信市场魔力的人都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不管上演了什么荒诞剧情，他们都坚持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造成的，但事实上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因为所有现存的市场体制多多少少都受到政府管控，因此一旦出现你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富裕程度高），那一定是市场的功劳，而一旦出现了你不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贫困程度高），那就一定是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干预，然后把举证的压力抛向那些反对意见持有者。
现实中，私立院校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增幅是公立院校的两倍多。你总不能说，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和管控，导致了私营机构的行政岗增幅是公立机构行政岗增幅的两倍吧。事实上，这组数据唯一的解释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公立大学最终是要向公众负责的，因此始终会受到政府施加的压力，需要节省开支、避免浪费。
回到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我们依然可以说大学是为数不多的还保留着中世纪行事风格的欧洲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大学依然按照中世纪的准则在运行：只有从事了某种形式的生产（不管产品是石制品、皮手套还是数学等式），你才有权利安排自己的事务，的确，只有它们有资格如此。
但是金斯伯格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从教师手中夺过了大学的控制权，引领着大学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司空见惯，高校发布的“战略愿景文件”中对研究和教学只字不提，却大书特书“学生活动”、“学术实力”（以获得拨款）、企业合作、政府合作等内容。
他们天花乱坠地宣扬着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好处，声称新自由主义能够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声称新自由主义把经济效率放到了第一位。然而事实上，这些自由市场政策总体上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
正如埃利奥特所说，这些参与PPI赔偿项目的人员中，起码有一部分人在故意全力拖延，来骗取更长时间的合约。
在我收到的反馈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人告诉我，在石棉致病的赔偿支付单子中，相关律师事务所也有这么操作的。每当上亿英镑巨款被专门拨出来赔偿某个群体，就会出现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确认被赔偿者、处理索赔申请、给出具体的赔偿金。整套官僚机构往往有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因为他们的工资最终正是来自这笔赔偿金，所以他们根本找不到动力去高效解决这个赔偿问题。
早在1852年，查尔斯·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就已经通过描绘“贾戴斯控贾戴斯案”嘲讽过律师行业。该案中，双方律师使尽手段，使得这个巨额遗产争夺案迟迟不能被宣判，旷日持久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直到最终这笔遗产被官司本身耗尽、被律师完全吞噬，他们才表示案件已无关紧要，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很明显，这基本就是整个FIRE行业的操作模式：先通过放贷的方式创造钱，然后用极其复杂的方式把这笔钱移来移去，每移一次就抽取一部分佣金。久而久之，银行的员工就开始觉得自己所在的整个行业都毫无意义，就和会计师事务所故意不好好培训员工来持续榨取“现金牛”一样。多到惊人的银行员工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所在的银行存在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对国家决策有决定权的那帮人，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60年代上的大学。那个年代的校园正是政治动荡、风起云涌的中心，他们强烈地感到类似的事情绝不可以重演。因此，他们虽然对下降的经济指标或许也有关注，但当他们注意到不管是全球化、工会力量的削弱，还是累得要死要活却跟安全感无缘的劳苦大众，抑或是对60年代个人享乐解放运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财务保守主义”）进行的积极口头响应、消极行动支持，这些事件联合起来带来的结果都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权贵阶层手中，而能够对他们的权力造成挑战的组织力量已被摧毁得近乎荡然无存。虽然
这位从业者后来告诉我，在银行谈论狗屁工作这个话题，就好比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出柜”一样：“很多人都看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这篇文章，也清楚我们这个行业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包括我在内）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失去工作，所以不会公开谈论这个话题。我们欺骗自己、欺骗同事、欺骗家人。”
西蒙：据我保守估计，该银行6万名员工中有80%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要么完全可以自动化，通过程序来实现，要么就根本不需要做，因为他们从事的项目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听说，有些公司的程序员上班时穿的文化衫上印着“走开点，不然我写一小段Shell[5]脚本就没你什么事了”，但是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中，我们发现这种担忧袭向了公司的高层。
当然，这就是为何“空谈自由论者”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狗屁工作泛滥的情况。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狗屁工作理论是想象出来的，是错误的观念。但我们如果换一下思考的逻辑，不再以经济看待经济，而是在经济和政治混合作用的封建制度框架下思考这个现象，就会发现一切都突然说通了。正如前文提到过的PPI赔偿金分发案例，“封建主”所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分一大杯羹（不管是从敌人那里窃取，还是通过收取服务费、过路费、租金、税款向平民榨取），然后再重新分配出去。
眼下世界各国（比如美国、丹麦、日本等）每个普通家庭，每个月的收入被FIRE行业抽走的精确百分比我们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数目一定是惊人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些国家的企业，通过制造和销售商品或服务产生的利润已越来越比不上FIRE行业通过榨取获得的利润了。
比如通用汽车，它现在不靠卖汽车来赚钱，而是靠收取汽车贷款利息获利。
总的来说，雇用各种经理表面上来讲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对大象茶叶工厂来说似乎没经理什么事，工人自己就把效率提升了，而且提升得还不是一星半点，基本已经提升到极限了。
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工人、老板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时候被称作“凯恩斯主义协定”的默契，那就是如果工人生产率提升了，那么他们的报酬也定会相应提升。图5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和报酬这两组数据开始分道扬镳了，在生产率狂飙突进的同时，工人的报酬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在任何以占有和分配商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中，非常多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整个系统中来回传送各种资源，而不是真正去创造、推进或维修这些商品，这一庞大的群体往往会将自己分成非常多的等级（起码有3个级别，有时候能达到10个、12个甚至更多）。
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人们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人们建立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如果有人在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岗位上不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心，也不值得获得社会的帮助。大家就好像集体默许了我们每个人被奴役的这种遭遇。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公司官僚体系中的最上层）才真正联结起来。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干的公司之间来回跳槽，并以有权力裁掉大批员工而自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自然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整个社会集体做出了决定：让数百万人经年累月地假装忙碌（敲击各种有的没的内容到电子表格里，准备各种奇奇怪怪的思维导图以备公关会议上进行展示，等等），
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产生于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正是道德哲学教授），而道德哲学最初则是神学的一个分支。许多经济学概念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宗教思想上，因此，关于价值的争论总是避不开神学的影响。
因此，任何狗屁工作从事者，或者认识狗屁工作从事者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市场并非永不会出错的价值评判者。
本来士兵A扛着计算机走5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小时车、填大约15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但倘若消失的是对冲基金经理群体、政治顾问群体、行销大师群体、游说人员群体、企业律师群体或者那些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人道歉“木匠又来不了了”的行政人员群体，那这个世界才不会遭到什么严重的打击呢！
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试图去测量各职业的总体社会价值，大部分经济学家很可能觉得这种尝试注定会白费功夫，而极少数真的
工作的有用性和经济回报之间确确实实是成反比的。
根据他们的估算，在贡献值能够计算出来的工作中，社会价值最高的要属医疗研究员了，他们每拿一美元的薪水，就能够给社会带来9美元的总价值。而社会价值最低的则是金融领域从业者，他们每赚取一美元报酬，平均能给社会带来1.5美元的价值损失（而且别忘了，金融领域从业者赚的报酬那可是高得不得了）。
·城市银行家，年薪约500万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会造成7英镑社会价值的损失。
·医院清洁工，年薪约1.3万英镑（时薪6.26英镑）。据估计，他们每赚取1英镑，就能产生10英镑的社会
虽然如此，从这项研究既有的结果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有力的数据支撑，从而证明：你的工作越是对他人有助益，这份工作带给你的经济回报往往就越少。
不过也有例外，最突出的就是医生了。医生的收入在整个收入等级中位于顶端，尤其是在美国，但他们的的确确造福了他人，这一点无可争辩。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没错，现在留给大学教师阅读和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被拿来应付各种行政事务。[18]即便有人有了某项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因为当其他人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若是表现出享受，这样的行为会被认为不够体贴。不同高校之间，此种“反知识”氛围有轻有重。但是不管在哪，起码对一件事大家是有共识的：每个人职业中令人愉悦的那部分，比如思考，并不是他们领到薪水的原因，与其说这令人愉悦的部分是工作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某人“真正的工作”（主要就是填写各种表格）完成后，作为一种肯定，被偶尔允许的放纵和沉迷。
比如，纽约大学一位名叫杰夫·舒伦伯格的写作教师，在看了我2013年最初那篇文章后写了篇博文。他在博文中指出，现在许多公司都觉得，如果某份工作能够给人带来满足感，不管是什么方面，只要有满足感，公司就可以不支付报酬。
舒伦伯格谈到了“志愿者阶级”的兴起。资本企业正将成果收割之手从有偿劳动力的身上慢慢移开，越来越多地伸向了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积极分子、志愿者和发烧友。此外，在各大平台投注热情和创造力的互联网用户大军也成为数字时代的“佃农”，他们投注的热情和创造力被资本转化为私有产品出售。[
软件工程工作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趣又有挑战性的核心技术开发，另一部分则是无聊乏味的“拼接修补”工作，用来拼接各项核心技术，以便这些核心技术可以协同作用。
这就导致了很有意思的恶性循环：既然有人愿意免费做核心技术，那就没什么公司愿意花大钱投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而投资不足则导致了核心技术的开发有始无终、质量堪忧、故障毛病一大堆……于是，公司又不得不花钱雇用更多的拼接修补者进行后续处理。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工作绝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事实上，工作只会让你变得更糟，因为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剥夺了人们履行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的机会。因此，每当古典文学谈及工作，都往往倾向于强调其惩罚性的一面。
而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欧，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亲自干脏活。[6]因此工作，尤其是领薪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拥有资本的那部分人成为雇主，而没有资本的那部分人则不得不替他们打工。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成百上千万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陷入了社会意义上的永久青春期出不来。随着同业公会结构的瓦解，学徒虽然依然可以从新手变成熟手，但从熟手成为独立经营者的老路已经不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从传统角度来看，他们是不具备谈婚论嫁、组建家庭的资格的。他们构成了事实上的“不完整的人”，如此过完一生。[
无产阶级”这个词的英文来自拉丁文，该拉丁文短语直译为“那些生产后代的人”，可以说很贴切了。在古罗马，那些穷到没办法向他们征税的最贫穷的市民，对政府来说唯一的用处就是生孩子了，源源不断地生儿子，为军队做好储备。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青少年通过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在主人严密监督下的领薪工作”，最终学会了如何成为合乎习俗的、自律的、自给自足的、体面的成年人。可事实上，清教徒等各种虔诚的风俗改良派已不再能够像原来那样向穷人承诺什么了，曾经的“无须听从他人命令、自给自足生活的成年人身份”肯定是没法再提供了，于是他们通过慈善和戒律，通过注入更新后的神学理念来替代之前的承诺。他们教导穷人，工作既是惩罚也是救赎。工作是自我禁欲，其本身就有价值，这种价值甚至超越了工作所能产生的财富，工作纯粹是上帝施予人类恩惠的标志，可不是拿来给你们享受的。[
卡莱尔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正是今时今日许许多多人所得出的：如果工作是高贵的，那么最高贵的工作不应该获得报酬，因为给这样一件有着无上价值的事物标上价码，实在污秽可憎（“
在当时，“资本家”一词基本算是骂人的话。比如时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会年度咨文时说：“劳动先于资本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不过是劳动的成果；若是没有劳动，则绝对不会产生资本。劳动优于资本，远远更为值得关注。”
建立在清教徒基础上的新教教义广受欢迎，人们不仅称颂工作，甚至还觉得“工作赋予人以神圣职责，以及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胜于闲散有钱人的权利”，这是我的人类学家同行迪米特拉·多卡斯和保罗·达伦伯杰总结出来的。这可以说是比卡莱尔的“工作福音”（大部分历史学家直接称之为“生产主义”）更明显具有宗教意味的说法。“工作福音”就是，工作不仅自身具备价值，还是价值的唯一真正生产者。
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宣扬一种新的思想：与人们的认识恰恰相反，创造财富和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强大的企业利益联盟努力在学校、大学、教堂和市民团体中宣扬新的理念，试图彻底改变人们的看法：“商业已经解决了工业社会根本性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向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大肆宣扬被我们当代人称为“消费主义”的理念：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实现高生产率，从而大大降低商品的价格，以至未来每个工人的生活质量堪比往日的国王。而面向精英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则表示，给穷人高薪会把他们宠坏，对“民族”
曾经的桶匠、运货马车制造师傅和女裁缝都把自己视作某种传统的继承者，为此自豪并拥有各自隐秘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随着管理革命的到来，由行政管理组织起来的公司开始登场，“科学管理”竭尽全力追求效率，从此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他们不再自主工作，而是在他人设计好的流程下机械执行。
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生产主义”就已经被“消费主义”取代。用哈里·布雷弗曼的话来说：“象征地位的不再是生产力，而是购买力。”[
劳动价值理论也因“边际革命”而被踢出经济理论的赛场，慢慢地越来越不被普通大众熟悉，以至到了今时今日，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小圈子和研究生几乎没人知道。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最初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就存在瑕疵，这个瑕疵便是对“生产”的过分关注。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生产”这个概念是有神学根源的，并且存在明显的父权偏见。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上帝的形象就是匠人和技师，[5]人类工作（几乎总是被默认为男性工作）就是制造、建造东西，或许还有耕作，而对女性来说，“劳动”被象征性地视为生儿育女，她们付出的其他劳动则大都遭到了彻底忽略。
因为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人们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到机器和人究竟谁更重要的争论中，事实上，这个议题贯穿整个19世纪，一直是政治经济问题的辩论焦点。
早期工厂主最开始的时候，大都本能地选择去雇用女性和孩子而非男性，毕竟人们往往认为女性和孩子更加温顺，更加习惯于单调的重复性工作，尤其是女性。这带来的结果往往相当残忍和可怕。与此同时，此种状态也导致传统的男性匠人陷入颇为痛苦的境地。他们不仅被淘汰出局，无法进入工厂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还要承受家庭内部的变化——曾经被吆来喝去的妻子和孩子，如今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而这场反抗的浪潮最终能够退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似乎正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妥协：人们逐渐认同，工厂应当主要雇用成年男性。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部分工人都在工厂工作的时期。
女仆、擦鞋匠等工作是否属于“生产性工作”？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生产性工作”？生产的东西又由谁消费？是谁“生产”出了蛋奶酥？正是因为这些都很难清晰界定，因此探讨价值议题时，大家往往直接把这些忽略掉。然而这种忽略会让我们看不清现实，即大部分工人阶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从事的工作事实上都更接近人们眼中的典型女性工作：照顾照料，需求满足，解释说明，安慰鼓励，揣度上司心理，更别提照料动物、植物、机器等物件以及观察和养护等工作了。与此同时，锤打、雕刻、重物搬运、庄稼收割等工作反而是少数。
只不过，就像和人们在谈论“经济”的时候总是把女性那些无偿照料工作忽略不计一样，工人阶级岗位中那些涉及照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被抹去了。
照料工作总体上被看作面向他人的工作，并且总包含一些与解释、移情和理解相关的工作。
下面是我的想法：许许多多工作严格来讲并不是生产性质的，而是照料性质的，哪怕那些看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工作，我们也总能从中找到体现出照料特性的地方。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合理性解释，来告诉我们为何换套规则、换种社会的想法不现实。哪怕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我们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行为，不管是不是生产性的，都在有意识地照料他人，而且往往是照料特定的他人。
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大部分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与工作谋生息息相关。 2.大部分人憎恨自己的工作。 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现代工作的悖论”。
今日狗屁工作激增，主要原因在于掌控富裕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渐掌控非富裕经济体）的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独特性。狗屁工作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是因为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来自一种对这个世界能产生一定影响的感觉，而当提及自身工作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将这种感觉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一点，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它能给工作者带来的经济回报则越小。诸如安妮这样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中做出抉择：若是选择了社会价值，你就可以从事照顾孩子这样有用且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却被不断告知，帮助他人所获得的满足感本身就是这份付出的回报，至于如何养活自己，那你自己想办法好了；若是选择了后者，各种各样的生活开销是没问题了，但是却需要接受一份毫无意义且备受侮辱的工作，付出了身心俱疲的代价却丝毫不能带来任何价值，当然能够符合“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损，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不管这份工作是否有意义”这种普遍的价值观。
某份工作实际生产效能越低、造福他人价值越少，这份工作从自我牺牲意义上出发的价值便越大，也就是说，任何使工作变得好玩、变得不再繁重的事情，哪怕是因造福他人而产生的满足感，都会被视作削弱了这份工作带来的自我牺牲价值。所以，如果某份工作给人以满足感，那么“经济回报就比较低”这个现象也就有理论基础了。
人类工作越来越辛苦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某种奇怪的施虐受虐逻辑论证法，通过这种逻辑论证，我们觉得只有在工作时不断感受痛苦，才能赋予我们那些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感以合理性。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工作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不再享有“生活”这件奢侈品——这是卡蒂·威克斯[1]的简洁概括，这又导致隐秘的消费主义愉悦行为成为我们仅有的选项。
但事实上，中层管理者乃至他们的行政助理，的的确确憎恶工厂工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绪，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可以堂堂正正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工人的报酬之所以过低，很关键的一点正是“道德嫉妒”。
再一次，我认为这只能用“道德嫉妒”来解释。在大家看来，教师是主动选择了自我牺牲，主动选择了为社会做贡献，而且充满了炫耀。他们是为了成为20年后能够接到“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感恩电话的那种人。而这样的人竟然组织起工会，竟然以罢工相威胁，竟然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这也太虚伪了吧！
士兵不仅不会因为从事的工作既高尚又高薪而被憎恨，恰恰相反，他们是永远不被憎恨的群体。他们超越一切批评。
在这个文明社会，白人工人阶级可以说是美国唯一一个受到各种偏执言论（比如说他们又丑又蠢还充满暴力）抨击却无人站出来维护的身份群体了。
电影业逐渐被一个“好莱坞阶级”统治，不断地“近亲繁殖”。因此，当好莱坞名人提出平等主义政治主张时，大部分美国工人阶级听着都会觉得有那么点空洞，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重回上一章提到的“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挣大钱，那么也许存在某种可能的路径，但如果你想要追求金钱以外的其他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是真实（新闻、学术），是美（艺术、出版），是正义（激进运动、人权），还是慈善，等等，而你同时还想拥有体面的收入，那么除非你有一定的家族财富、社会人脉和文化资本作为背景，否则绝无可能。
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憎恨情绪主要来自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而非裔美国人、移民及移民后代往往对反知识分子的政策持拒绝态度，他们依然将教育视作后代社会晋升的最可靠手段。这就令底层白人很不平，他们觉得非裔美国人和移民没有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而跟富裕自由派白人结成了联盟。
这么说吧，如果那名卡车司机的女儿真正下定决心要找到一份既能满足自己追求无私和高尚理想，又能支付租房费用和体面看牙费用的工作，那她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她禀性虔诚，那或许可以试着在当地教堂找个岗位，但此类岗位不容易获得。如此，只剩参军一个选项了。
这些公司往往喜欢培养反知识的总体气氛。在我工作过的耶鲁大学，大家都知道，那些公司负责招人的行政人员更喜欢招耶鲁成绩为“良”（而不是“优”）的学生，因为成绩为“良”的学生更可能是“他们觉得相处起来会舒服的”那种人。
清教主义就是对世界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可能是开心的这件事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不难证明，苏联经济当年之所以被搞得一团糟，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开发出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去自动协调规模如此庞大的数据。可是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就结束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样的技术将不再困难，然而没人敢指出这一点。
要证明未来所有机器人和复制机都应是人类共有财产这一点并不困难，毕竟它们是人类作为整体、运用集体机械智力、历经几百年时间共同创造的成果。这就跟民族文化差不多，人人创造，归属人人。
临时定义2：“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有意义。
因此，在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背景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一点也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工作中照料方面的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
真正的工作正在不断狗屁化，而广泛意义上的狗屁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试图去量化那些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内容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自动化使某些工作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但与此同时，自动化也使其他工作的完成效率降低。
就“照料工作可以或应该由机器人承担”这样的想法，人们已经尝试了很久，想要将其普及化。但我觉得现在并没有普及，最终也不可能普及。
事实上，自动化确实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只不过我们用大量硬造出来的“挂名岗位”把这个失业口子补上了而已。
再加上乔治·奥威尔1933年就提到过的来自上层阶级的恐慌，即上层阶级对劳动大众“若拥有过多闲暇时光，就不知会做出什么事”的恐慌，导致在富裕国家，一旦涉及官方失业率这个数据，真实情况就已不再重要，人们想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办法，使这个数字能够被控制在3%~8%这个区间。
正如卡尔·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工业革命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想过要写一本书，来探讨在何种情况下人类才能够创造出最大的总体财富。倒是有许多人写书探讨怎样的环境才能创造出最好的人，即如何最佳地组织社会，才能培养出值得喜爱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作为朋友、爱人、邻居、亲戚还是同为公民。这类问题，亚里士多德、孔子、伊本·赫勒敦[3]都苦苦思索过，但直到现在，此类问题依然是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右翼民粹分子从公司主义左翼手中抢过人类生产大型组织的控制权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掌权并将重工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差不多。
主流左翼主要控制着人的生产，主流右翼则主要把持着物的制造。
然而自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以来，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党便成了“金融治国”的头号拥护者，金融领域也成了这些政党资金的最大来源。
正是在此时期，这些政党自觉主动地抛弃了它们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即工人阶级，转而开始为职业经理阶级代言，正如汤姆·弗兰克已经有力论证的那样。这些政党成为“职业经理阶级的政党”，即不仅成了医生和律师的代言人，还成了那些照料部门狗屁化的罪魁祸首——行政人员和经理的代言人。[
如果护士想反抗轮班时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应付文书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向自己的工会领导发起抗议，而这些工会领导与拥护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合作紧密，而追随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就来自医院行政人员，也就是那些一开始给护士安排文书工作的人。
比如2006年，我当时因为支持了参与教师工会化运动的研究生，耶鲁大学就忙着策划把我开除了（为了把我踢出去，人类学系不得不专门申请了一个对教师再任用政策进行调整的许可，只是为了对付我一个人）。
请记住，中世纪时期，哪怕是农奴，每年工作的时间平均下来也远不到每周40个小时。
声称人们必须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这项工作本身其实不用做的）是为了防止他们酗酒、抽烟或犯罪，和声称地球上所有人都应该每周被关进监狱40个小时来作为某种预防性拘留，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吗？
关于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从什么地方获得了最多的钱这些细节大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正是在比尔·克林顿的主导下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资本实现了“自由化”，从而直接导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而在英国，正是托尼·布莱尔首次在英国大学引入学费。
但是事实上，除非“我们”恰好属于那3%~5%能够左右政策制定者的群体，不然一切不过就是场自欺欺人的游戏。我们把自己放到统治者的位置思考问题，却忘了自己其实是被统治者。
在现有社会运动所倡议的各项解决方案中，我能找到的能够缩减政府规模、降低政府侵扰性的方案，就只有全民基本收入这一项了。
莱斯莉告诉我，有研究表明，任何个人经济状况调查体系，不管如何拟定，都必然导致至少20%符合资格的人直接放弃补助金申请。这个数字几乎超过了这套体系可能检测出的“骗子”的数量。事实上，哪怕算上那些被误算的“骗子”，“骗子”数额也仅仅达到1.6%。
在这样一套审核规则以及规则的随意解读的共同作用下，目前在英国，有资格领取失业金的人中有60%的人并没有领到。
这个庞大组织存在的意义不过就是为了延续一个错误观念，即人类生来懒惰，他们并不想工作。出于这样的动机，哪怕社会确实有责任保证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被活活饿死，大家也会想方设法使这个帮助人类继续生存的过程尽可能地令人感到迷惑，让人耗费时间，使人感到屈辱。
高兹是这么评价“家务劳动有偿化”的：如果一直用严格的金融视角来强调照料工作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给各种照料工作赋予以美元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并声称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那么越来越多的照料行为就会在经历货币化和量化之后陆续终结，因为此类工作的货币化往往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尤其当这些照料工作是一系列固定任务，且被要求在固定时间内完成时，而现实往往正是如此。
最终版本临时定义：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从70年代起，你能看到的任何一次薪水平等化，只要仔细研究所有事实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男性的薪水下降导致，而非女性的收入有所增加。它们一直试图让我们彼此对立，而这正是所有使用相对价值法对不同工作进行评估所必然包含的目的了。
任何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额都必须满足生存的需要，使大家单单依靠这份收入就能够生存，并且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必须完全不设限，每个人都能拿到，哪怕是不需要这份收入的人。建立这样的准则是值得的：关于这份生存必需金，所有人都理应得到，一视同仁，不加任何限制条件。这就使其成为一项人权，而非仅仅做慈善或者改善缺乏其他形式收入的状况。
若分发这笔钱需要在对所有人进行个人经济状况调查后再给予，这个调查甚至包括对亿万富翁的调查，那么就不得不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实施，按照历史的经验，这样的行政机构必然会不断扩张。
全民基本收入最终的目的是将生计与工作分离。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一旦实施就会立竿见影，行政官僚机构将急剧减少。
表面上来看，全民基本收入似乎是对国家权力的一次大型扩张，因为我们会假设这笔钱的制造和分发会由政府或者某种类似央行这样的半国家机构实施，但事实恰恰相反。大量的政府部门，而且正是那些最具侵入性、最可憎的政府部门，在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将立刻成为多余的机构，并面临关门，因为这些机构最深入地参与了对普通公民进行的道德监视。[
是这样，我跟华尔街这些掌权者中的许多人都会定期见面……我熟悉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用午餐。现在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认为这些人的道德不怎么样，整个圈子环境都是病态的。他们没有责任心，不管是对待他们应缴纳的税收，还是对待付钱给他们的客户，抑或是对待交易时的对手方。他们强硬、贪婪、攻击性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他们将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
“狗屎工作”和“狗屁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而“狗屎工作”恰恰相反，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只是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很糟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流放期间，提出了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
联邦快递以及联合包裹的快递员，他们的工作是公司根据“科学高效”的方法设计安排的，快递员每天都累到爆。但是这两家公司管理层的日常工作，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追溯到管理层效率崇拜的致命弱点（如果愿意，你还可以称之为“效率崇拜的阿喀琉斯之踵[4]”）。当管理者试图想出最省时省力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将它们应用到员工身上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这套科学工作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应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也会发现效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
这些公司在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无休无止地挤干工厂车间里最后的一滴油，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燃料倒到办公室里，在毫无意义的岗位周围再添置新的浪费（后文我们会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毫不夸张）。这一切的结局便是，正如苏联曾带来了无数虚设的岗位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手创造了无数虚设的白领岗位。
一位女性，如果作为全世界认可的学者，她通过教书所赚取的收入仅是她去跳脱衣舞所赚取的1/5，那么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脱衣舞娘这份工作属于狗屁工作，难道不是吗？[
在这个社会中，起码有一半的工作可以被删除，而且删除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